买卖合同原则（6份范本）

【第1篇】买卖合同履行地确定原则

一、买卖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原则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的履行地按下列原则确定：

（一）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

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二）加工承揽合同，以加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三）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四）补偿贸易合同，以接受投资一方主要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

二、买卖合同已经部分履行的还可以解除吗

如果合同达到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条件，买卖合同已经部分履行的还可以解除。

三、买卖合同对履行地的要求

合同中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交付地点约定不明确的，可依规定确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依照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运交给买受人；

标的物不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

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物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货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在途的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由买受人承担。

【第2篇】买卖不破租赁原则

曾先生在选购了一套二手房时，被前业主告知该房产已经有人承租，租期尚有九个多月才到期，曾先生以为购买了房屋后就有权随时要求承租人搬离，于是于前业主签订了合同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是，在与承租人交涉限期搬离的过程中，承租人提出“买卖不破租赁”的概念要求继续承租，并指责前业主和曾先生没有尊重其“优先购买权”，其有权主张曾先生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

这是在转让已经租赁的房产过程中普遍存在遍的问题，承租人所提出的“买卖不破租赁”是一项专业法律术语，具体解释为租赁房屋发生转移的场合，承租人对于该房屋的使用权，不会因为该房屋的买卖而受影响，买受人仍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规定，此时租赁权的效力大于买卖双方的转让效力，只有当租赁期限到期时，买受人方才可以行使完整所有权。

对此，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租赁期限内，房屋出租人转让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受让人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9条第二款规定：“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

而承租人提出的“优先购买权”则是指出租人出卖房屋时，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依法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间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须提起三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由此可见，在该案例中，承租人提出要求继续租赁的要求是合法的，承租人的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曾先生无权要求承租人限期搬离，但是有权要求承租人支付租金，因为，曾先生在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的同时也取得了收益权。另外，如果前业主确实没有通知过承租人该房屋要出售或者承租人表示在同等条件下愿意购买该房屋的话，承租人确实有权主张该买卖关系无效。建议二手房买受人应当在购房前充分了解要购买的房屋是否已经出租，如果出租，租赁期限是否快到期，避免影响自己的购房用途或自己的投资计划。

【第3篇】买卖不破租赁原则适用范围

从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确立过程可以看出，该原则主要适用于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租赁。这可以从各国立法中得到印证。《法国民法典》第1743条规定“如出租人出卖租赁物时，买受人不得辞退经公证作成或有确定日期的租赁契约的房屋或土地承税人;但于租赁契约中保留此项权利者，不在此限。”即法国对于房屋及土地租赁契约，如果契约已经公证或者该契约有确定日期，则该租赁权有对抗效力，买卖不破该租赁，但双方在契约中另有约定的除外。《德国民法典》第571条第1项规定：“出租的土地在交付转承租人后，由出租人让与第三人时，受让人代替出租人取得在所有期间因租赁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即规定了土地租赁契约中，出让不破租赁。《日本民法典》第605条规定：“不动产租赁已将其登记时，对于以后就其不动产取得物权的人，亦发生效力”。即依日本民法，租赁经登记后，有对抗力。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对此也做出了规定，该法典第425条规定：“出租人于租赁物交付后，纵将其所有权认与第三人，其租赁契约，对于受让人，仍继续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买卖不破租赁”是指不动产租赁而言。这是因为，“以居住营业或农耕为目的，而承租他人之不动产，各国立法为谋求社会生活之安定及增进，均采取巩固承租人地位之方针。”是否有国家规定该原则同样适用于动产租赁，由于笔者孤陋寡闻，不敢贸然作出判断。

我国在合同法出台之前，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该原则仅适用于房屋买卖。而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援引该原则予以抗辩的也绝大多数仅限于房屋租赁。对此，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大多数学者主张对我国合同法229条所确定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应当仅限于房屋等不动产的租赁。

在我国，由于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单位或个人仅有土地使用权。根据宪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出租，那么，对于存在于土地使用权之上的租赁合同，在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其租赁关系亦应仍然有效，即应当类推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

【第4篇】未签订书面合同情况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处理原则

未签订书面合同情况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原则

——梁某上诉郑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依据：(2011)二中民终字第03640号

核心法律问题：要式合同、合同欠缺条款的认定

案情介绍

一、基本案情

梁某系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某小区某号房屋所有权人。2000年8月14日，梁某书写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郑某房款共计24万人民币。同月，梁某将上述房屋交付郑某使用，自2005年开始郑某支付该房屋供暖费。郑某持有该房屋购房款发票及购房交款清单。

2011年4月，郑某诉至原审法院称：2000年我与梁某达成口头房屋买卖协议，我给付梁某24万元房款，梁某将涉讼房屋出售给我。后我要求梁某办理过户手续，梁某推托。现我居住该房已达11年，2009年3月梁某告知我腾房，故我起诉要求梁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梁某辩称：我与郑某非房屋买卖关系，2000年因我需用钱，委托房屋中介机构做房屋抵押贷款，我向中介支付1万元手续费，郑某给付我24万元，我同意其居住房屋2年。2000年6月我向郑某交付房屋，后要求其搬走引起纠纷。郑某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我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一审中，郑某申请证人任某、李某出庭作证，任某称：我与郑某之弟系同学关系，2000年8月，我与郑某去银行取钱，大概20多万元，郑某买房，后来在车上把钱给了卖房人，卖房人收到钱后在车上当场写了收据，写完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不认卖房人，记不清是谁了，郑某当时是买房。证人李某到庭证明：我与郑某之弟及梁某均系朋友关系，当年从事房屋中介服务。2000年郑某家因拆迁急于买房，梁某欲卖房，经我促成买卖交易，房价款为24万元。梁某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并称其二人证言自相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郑某申请，法院依法查封本案涉讼房屋的产权。

二、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郑某与梁某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房屋买卖关系还是借款关系。梁某书写收条确认所收款项为“房款”，现郑某亦持有该房屋购房款相关收据，且自2000年8月起梁某已将涉讼房屋交付郑某居住至今，证人李某出庭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上述证据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法院予以认定。梁某主张双方系借款关系，未提交相关证据，法院不予采信。梁某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法院对郑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梁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协助郑某将涉讼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在郑某名下。

判决后，梁某不服原判，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郑某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郑某同意原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郑某主张其与梁某之间就讼争房屋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其提交的由梁某书写的收条中，明确写明“房款”的给付性质，梁某亦于收取上述款项后将涉案房屋交付郑某居住使用至今，且郑某亦提供证据证明，讼争房屋的原始购房收据亦由郑某持有。梁某虽对郑某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并坚称其与郑某之间实为借款关系，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梁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对郑某的诉讼主张予以采信，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梁某关于郑某要求办理物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处理正确，本院亦予确认。综上，原判处理并无不当，梁某的上诉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判逻辑

一、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梁某与郑某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当事人能否以非书面形式订立要式合同；当事人约定不明或无约定时合同条款的如何确定。

二、观点透析

（一）要式合同及其例外

根据合同的成立是否需要特定的形式的区别，可将合同划分为要式合同与非要式合同。所谓要式合同，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的成立需要具备特定的形式要件；而非要式合同则与此相反，并无特定形式要件的要求。

根据《民法典》第10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同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1条亦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结合上述两项规定，可以看出在当事人双方进行房地产转让，包括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所有权转移的行为时，均应采取书面合同的形式。质言之，房地产买卖合同、房地产赠与合同等涉及房地产所有权转移的合同，均为要式合同。

关于合同的形式要件问题，在我国民法典律制度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绝对严格到相对宽松的演变过程。在《民法典》正式实行之前，一般采取严格的形式要件主义，即凡规定采取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非经书面形式不发生效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此严格的规定逐渐有所放宽。1999年10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行，其中第36条明确规定了要式合同的例外情形，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二）合同欠缺条款的认定

《民法典》于总则部分，即第12条第1款规定了一般情形下合同应当包括的条款：（1）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2）标的；（3）数量；（4）质量；（5）价款或者报酬；（6）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7）违约责任；（8）解决争议的方法。同时该法分则部分亦根据合同具体类型的不同，对其他可以约定的条款进行了规定。从法律规定的文义理解，上述列举的条款并未合同成立的必需条款。问题也由此提出——合同成立至少应具备的条款为何？此问题在《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一直有所争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司法解释(二)》中对此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如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产生争议，人民法院能够认定当事人姓名或名称、标的和数量的，则一般认定合同成立，但另有法定或约定的情形除外。

在根据上述规定对合同成立与否予以明确后，为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以及在纠纷发生后进行救济，还须对欠缺的条款予以认定。《民法典》第61条明确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而在司法实践中，还会出现当事人无法达成协议，或根据合同有关条款及交易习惯无法判断的情形，此时就应依据《民法典》第62条予以处理，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2）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3）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4）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5）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6）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三）本案审理思路

具体到本案而言，首先应对梁某与郑某之间法律关系进行定性。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分析，郑某主张其与梁某为买卖合同关系，就此提供了收条、原始购房收据及证人证言用以证明。上述证据中，作为书证的收条，其中载明“今收到郑某房款共计24万人民币”，可以直接证明给付性质为“房款”；原始购房收据亦属书证，但其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郑某与梁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系证明购房原始收据由梁某持有的事实，故应属间接证据；证人亦作证称梁某与郑某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其作证的内容均系亲身经历，并非从他人处听来的情况的复述，故应属原始证据。从证明力的角度来看，郑某提供的证据中不仅有可单独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且各个证据之间亦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而反观梁某，其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并无证据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二审从正反两个角度分析，最终对郑某主张的事实予以采信。

在对双方法律关系予以定性后，即须解决双方以非书面形式订立要式合同的问题。梁某与郑某进行的房地产转让交易，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郑某作为买受人已经履行了支付价款的主要义务，梁某亦已接受，故双方虽未按法律规定签订书面合同，也应当依据《民法典》第36条之规定，认定双方合同成立。同时，该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5篇】2023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合同订立原则是什么

一、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指地位平等的合同当事人，在权利义务对等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以实现互利互惠的经济利益目的的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

1.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在法律上，合同当事人是平等主体，没有高低、主从之分，不存在命令者与被命令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意味着不论所有制性质，也不问单位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地位都是平等的。

2.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对等。所谓“对等”，是指享有权利，同时就应承担义务，而且，彼此的权利、义务是相应的。这要求当事人所取得财产、劳务或工作成果与其履行的义务大体相当;要求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另一方的财产，侵犯他人权益;要求禁止平调和无偿调拨。

3.合同当事人必须就合同条款充分协商，取得一致，合同才能成立。

二、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合同法的重要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通过协商，自愿决定和调整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自愿原则体现了民事活动的基本特征，是民事关系区别于行政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特有原则。民事活动除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外，由当事人自愿约定。自愿原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合同自愿原则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自愿原则是贯彻合同活动的全过程的，包括：

第一，订不订立合同自愿，当事人依自己意愿自主决定是否签订合同;

第二，与谁订合同自愿，在签订合同时，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

第三，合同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愿约定;第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变更有关内容;第五，双方也可以协议解除合同;第六，可以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总之，只要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愿决定。

三、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要公平合理，要大体上平衡，强调一方给付与对方给付之间的等值性，合同上的负担和风险的合理分配。具体包括：

第一，在订立合同时，要根据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得滥用权利，不得欺诈，不得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第二，根据公平原则确定风险的合理分配;

第三，根据公平原则确定违约责任。公平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其意义和作用是：公平原则是社会公德的体现

【第6篇】买卖货物风险转移惯例原则

货物风险转移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问题迄今悬而未决。从罗马法的经典巨著《法学阶梯》出台至今长达1400多年的时间里，货物风险转移一直是各国买卖法或合同法中争议不休的问题。为保持商业惯例和商人习惯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下称《通则》)2000年修订本对国际买卖货物象征交货术语fob、cfr和cif的风险转移界限也不作变更，仍旧采用了“船舷为界”原则。

对此，当代买卖法、海商法和国际航运与贸易惯例是如何进行处置和相互予以协调的呢

“船舷为界”原则在当代是如何实现的

“风险随交货转移”乃当代国际贸易普遍推崇和广泛应用的理论与原则。风险既由交货决定，那么交货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及其界限划分标准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货物风险转移问题的关键。在国际货物买卖实务中，对此的规定除由当事人自行约定的方法外，一般还有由国际贸易术语统一惯例如《通则》和国际贸易统一实体法如《公约》以及各国法律来加以规范和规定的方法。国际贸易术语统一惯例通常仅限于对买卖惯例使用的贸易术语进行规范解释，要通过将之选入合同才能起规定作用;国际贸易法律一般避开对贸易术语的解释，试图制定出国际货物买卖的一般准则，就买卖交易中的原则问题作出规定。

国际商会《通则》乃是当代国际贸易术语统—惯例的权威，其最新版本，即2000年修订本仍将交货方式分为实际交货和象征交货两大类共13个术语加以规范和解释。由其性质所致，卖方在实际交货中的交货责任一般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货物置于买方的实际控制之下，风险于此时同步转移。在货物“适当地交付”之前，风险由卖方承担，之后，由买方承担。承运人及装运方式的差异对交货和风险的转移并无实质的影响。象征交货依据装运方式和卖方交货责任可细分为传统方式(包括fob、cfr和cif一组术语)和现代方式(包括fca、cpt和cip一组术语)。

“船舷为界”原则，通常是指在象征交货传统方式中，装运方式限制为散装水运，卖方的交货责任是将货物在装运港交给承运人，以装上船越过船舷为界;货物风险也以此为界同时转移。买方之所以也积极支持、乐于采用象征交货传统方式，关键在于国际贸易实务界建立了完善的辅助服务支持体系与之配套，承运人和承保人分担了买方的风险责任。作为补偿，象征交货传统方式下的货价，一般相对实际交货低很多。

“船舷为界”原则在当代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象征交货传统方式中，承运人在装运港从卖方手中收货装运后，有条件地承诺在目的港将货完好无损地交给买方;承保人也保证有条件地承担货运途中的风险及损坏的赔偿责任。换句话说，承运人和承保人有条件地代替卖方承担运输途中的风险责任，运输交接货的货运保险机制有效地“部分替代”了买卖交接货机制。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买方如何会同意和接受这样不公平的交货安排呢

上述“部分替代”的条件限制值得高度重视。“替代”的基础是指买卖交接货和运输交接货、货运保险交接的责任界点至少要相一致，货物交承运人装运越过船舷以后至买方提货前这一段的货物风险必须由承运人或承保人替代卖方承担责任，即便这种替代是有条件的。“部分”的含义是指不完全性。在运输交接货中，当买方从承运人手上接收货物时，如果货物与合同不符，并且直接原因是诸如包装不良、质量内在缺陷之类时，承运人不用承担责任。风险因卖方违约在先而不能正常如期转移给买方，货损由卖方自己承担。在货运保险交接中，虽然采用“仓至仓”条款，但当船货遭受意外损坏或灭失时，如果导致损毁的直接风险超出了承保范围，承运人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即便损毁属于承保范围，如果此时保险受益人不享有对货物的保险利益(如fob或cfr项下，货物装船前发生的意外损失，买方即便买了保险，由于不享有对货物的保险利益，承保人也可免于承担赔偿责任)，货物损毁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部分替代”主要由运输交接货中的清洁提单签发机制和“船舷为界”或“钩至钩”原则来维系。前者是指不能期望承运人对其承运的每一票货都具有像其每一个货主那样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承运人只能根据所收货物的表面状况是否良好来决定清洁提单的签发与否，并且即便卖方拿到的是清洁提单，也并不表明万事大吉;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货物损毁是卖方而不是承运人的直接责任造成的，卖方便不能从已与承运人交接货完毕为由而逃避承担风险责任。

后者中的“船舷为界”和“钩至钩”原则分别是买卖和运输交接货的责任界定，表面上看来两者好像并不一致。但根据海商法和国际货运惯例，在港口装卸货时，如果使用船上的吊机设备，承运人承担“钩至钩”范围内的责任;但如果使用港务当局的吊机设备，承运人的责任则以“船舷为界”。由于现代国际运输使用船上吊机设备进行装卸的情形鲜见，因此“钩至钩”原则与“船舷为界”实质上并无区别，它们的责任界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船舷为界”虽然是理论上的一条界限，但在国际货物和运输实务中也已有相应的业务惯例和做法来与之相配套。为了获得承运人签发的清洁提单以保障顺利结汇收款，对货物吊装越过船舷前后的损失，只要不是价值不菲的，卖方一般都是设法先补足货物数量以便及时领取清洁提单，有关的索赔事宜压后处理。只有对价值昂贵或无法及时修补或更替的货物，在吊装越过船舷后发生的损失，卖方才会立即会同港务当局、承运人和承保人等当事人，针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分清责任并出具证明，及时通知买方。总之，“船舷为界”在实务中也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否则，象征交货传统方式怎么能够延续200多年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普遍应用，并对国际贸易的拓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呢

在象征交货现代方式中，由于集装箱革命等装运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变革与进步，国际商会将卖方的交货责任界点从“船舷为界”提前到“货物被收入运输系统之时”。不可否认，国际商会为规范国际贸易术语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做法确实是值得赞赏的。但从近10年来的国际贸易实践看，现代方式至多只在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中得到应用，并未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青睐。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现代方式的实务运作机制超出了国际贸易商人和现行辅助服务支持体系的认同和接受范围。商人们或者不习惯，或者不愿意，或者无法采用现代方式及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