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融资租赁操作流程（3篇）

【第1篇】委托融资租赁操作流程

作者：湖心里 来源：11派精英社群

受资管新规、委贷新规影响，包括委托贷款在内的银行非标资产规模快速降低。截至今年三月份，委托贷款存量为12.15万亿，较2023年末继续减少0.21万亿，同比下降10.9%。

2023年，房企非标融资新增余额占比仅为1%，较2023年回落13个百分点，其中委托贷款规模快速减少，2023年房地产委托贷款余额减少1.6万亿。2023年银行开发贷、境内外证券市场的融资新增余额占比分别上升12%和2%，'表外回表'态势明显。

委托贷款简述

房地产非标融资是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以专项合约形式进行的债权性融资，主要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附带回购条款的资产或受益权转让、融资租赁、小贷和财务公司贷款、债务重组。其中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是最主要的两种方式。

据估计2023年，房地产企业通过委托贷款融资约1.5万亿，约占全年募集资金和非标融资规模的7.4%和61.5%。

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贷款。商业银行依据规定，与委托贷款业务相关主体通过合同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履行相应职责，收取代理手续费，不承担信用风险。委托人及借款人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委托贷款的一般流程

委托人与借款人达成融资意向,协商确定贷款利率、期限等要素。委托人与借款人在业务银行开设结算账户,委托人向业务银行出具《贷款委托书》,并由委托人和借款人共同向银行提出申请。银行受理客户委托申请,进行调查并经审批后,对符合条件的客户接受委托。委托人须在业务银行开立专门的存款账户,并将委托贷款资金一次或分次存入,委托贷款额不能超过委托人存入业务银行的委托贷款资金额。委托贷款通过借款人在该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发放和偿还。

委托贷款在法律上归为民间借贷，为了加强对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监控和解决有可能出现的违约和纠纷问题，商业银行作为委托贷款的受托人，协助发放和收回委托贷款本息，并及时划付到委托人账户。商业银行在委托贷款业务中向委托人收取手续费用，目前年化费率在1‰-3‰之间。

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点或套利点

在委托贷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实际操作中银行主动匹配资金方及资产方、绕道放贷、企业通过委托贷款套利、投向不合规等模式开始出现，委贷业务逐渐偏离本质，投向国家限制行业及领域，影响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主要存在以下风险点和套利点：

（1） 银行充当主动角色，承担风险。委托贷款业务中较为常见的方式为银行主动匹配资金方及资产方，提供一定担保，并且在委托方或借款人资金不足时垫付资金，承担一定信用风险。

（2） 银行通过委托贷款规避表内授信限制。银行在委托贷款中为规避表内授信限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模式：银行委托其他银行同业通过委托贷款实现放款，规避贷款额度限制；银行理财作为委托主体，通过委托贷款向实体经济放贷；以及银行通过券商资管等通道向实体经济放贷。

（3） 企业通过委托贷款套利。资质较优的企业通过银行获得信贷资金，转而通过委托贷款渠道投向资质较差的企业，提高贷款利率，赚取利差；企业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低廉的债务性资金，通过委托贷款渠道投向借款人，赚取利差。

（4） 投向限制行业。由于受到监管限制以及缺乏优质投资标的，表内信贷限制的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等均为表外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投资项目还包括国家'两高一剩'限制行业以及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领域。

委托贷款发展历程

在宏观调控大背景下，在银行表内额度受限、资金投向受限及资本金约束收紧下，委托贷款作为表外业务，具有操作灵活度高，能规避部分监管条例的特点，取得了快速发展。

2008年四万亿刺激后，银信合作和信托贷款渠道打通，新增委托贷款规模从2007年的0.34万亿快速增长至2023年的1.28万亿。

2023年资管业放开，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等表外渠道打通，新增委托贷款规模于2013激增至2.55万亿，并在2013-2023年保持快速增长，占当年新增社融规模10%以上。

2023年央行将委托贷款纳入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mpa考核要求委托贷款增速与目标m2增速偏离度不超过20%～25%），以及2023年'三三四十'治理行动后，委托贷款增速开始回落，2023年新增委托贷款0.78万亿，在社会融资中占比降至3.5%。

2023年，委托贷款规模迅速降低，委托贷款余额成净减少趋势，全年共减少1.6万亿。根据估算，2023年房地产行业委托贷款存量为2.6万亿。

委托贷款监管政策

2023年以来，存款类银行机构为规避信贷额度控制，绕道'银信合作'新规，不断创新委托贷款业务的操作模式，增加交易环节和交易对手，委托贷款逐渐演变为银行规避信贷规模控制的工具。

2023年《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出台，规范了商业银行委托贷款业务中商业银行责任范围并重点对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资金性质、资金用途及贷款领域进行了明确限制规定。禁止受托管理的他人资金、银行授信及其他债务性资金通过委托贷款套利，禁止委托人为资管公司和贷款经营机构，封堵金融机构通过委托贷款投资非标、绕道放贷的行为。

2023年1月6日，为规范委托贷款行为，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在2023年银监会就发布了《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委托贷款问题向社会征求意见。2023年的《办法》总体参照2015的《征求意见稿》并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办法》出台最大的背景是监管部门鼓励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更加明确商业银行审查资金来源的责任。《办法》明确贷款用途不得用于五大类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宏观调控及产业政策的规定，使委托贷款业务发展能够更好的厘清边界、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缩短金融资金链条以及避免委托贷款用途异化等，具有很好的监管和指导作用。

以下是笔者认为的重点条款。

第四条 委托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业务。商业银行依据本办法规定，与委托贷款业务相关主体通过合同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履行相应职责，收取代理手续费，不承担信用风险。

第七条 商业银行不得接受委托人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经营贷款业务机构的委托贷款业务申请。

第八条 商业银行受托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应要求委托人承担以下职责，并在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

（一）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并对借款人资质、贷款项目、担保人资质、抵质押物等进行审查。

（二）确保委托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且委托人有权自主支配，并按合同约定及时向商业银行提供委托资金。

（三）监督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贷款资金，确保贷款用途合法合规，并承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

第九条

（二）委托人在银行有授信余额的，商业银行应合理测算委托人自有资金，并将测算情况作为发放委托贷款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商业银行不得接受委托人下述资金发放委托贷款：

（一）受托管理的他人资金。

（二）银行的授信资金。

（三）具有特定用途的各类专项基金（国务院有关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其他债务性资金（国务院有关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无法证明来源的资金。

企业集团发行债券筹集并用于集团内部的资金，不受本条规定限制。

第十一条 商业银行受托发放的贷款应有明确用途，资金用途应符合法律法规、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资金用途不得为以下方面：

（一）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禁止的领域和用途。

（二）从事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

（三）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

（四）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或增资扩股（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违反监管规定的用途。

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与委托人、借款人就委托贷款事项达成一致后，三方应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合同中应载明贷款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还款计划等内容，并明确委托人、受托人、借款人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严格隔离委托贷款业务与自营业务的风险，严禁以下行为：

（一）代委托人确定借款人。

（二）参与委托人的贷款决策。

（三）代委托人垫付资金发放委托贷款。

（四）代借款人确定担保人。

（五）代借款人垫付资金归还委托贷款，或者用信贷、理财资金直接或间接承接委托贷款。

（六）为委托贷款提供各种形式的担保。

（七）签订改变委托贷款业务性质的其他合同或协议。

（八）其他代为承担风险的行为。

【第2篇】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公司

代理词

审判长：

原告李上与被告天津一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受原告李上的委托，作为其代理人参一国审诉讼，现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情况，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关系，而非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原《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一国公司与李上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李上将自有的东风日产车辆一台出售给一国公司，再售后回租给李上，但案涉车辆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双方并无租赁物买卖的事实。并且一国公司又与李上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李上将该车辆抵押给一国公司，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一国公司是案涉车辆的抵押权人，并非所有权人。一国公司以售后回租的名义与李上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将款项出借给李上，李上以其自有的车辆做抵押，双方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实为借贷关系。

另：从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来分析，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是三方关系，而本案只存在李上与一国公司两方关系，即使按照《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售后回租”具有正当性，但从标的物的性质来衡量，李上作为标的物车辆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已经取得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无需再占用别人的资金购置车辆使用，即便李上因其他用途需要资金，完全可以办理商业抵押贷款；从车辆的价值为84000元、实际融资的数额为11899元、三年的租金为1811.1×11×3＝103413.1元进行对比分析，租金已经超过车辆自身价值10000余元，超过融资金额近0.1倍，这还不包括车辆三年后的价格因素，双方的融资租赁业务明显超越一般社会认知，有悖常理，也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

其次，本案从表象上看，涉案车辆是“售后回租”，但双方并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相反该车辆却以李上的名义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一国公司，由此可见，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仍然是李上，合同中约定的“售后回租”是客观不存在的，李上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始终没有转移占有。

再者，根据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就本案中的融资租赁合同，应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即使在融资租赁司法解释规定的承租人和出卖人为同一人的售后回租型法律关系中，也应包括转移资金的融资行为以及租赁的融物行为。显然，本案仅包括转移资金的融资行为，而不包括租赁的融物行为，且融资行为也并非由被告将款项直接支付给的原告，而是由被告支付给被告的经销商。

即：原、被告签订的《天津一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与《天津一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抵押合同》虽然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双方未发生车辆买卖的事实，也无实际租赁关系，且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庭审查明事实，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为借款合同，合同表现形式为原告向被告借款，以其自有车辆作抵押担保，故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

二、被告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应认定该合同无效。

一国公司通过其经销商上海加日郑州分公司的虚假宣传、以低息借款为诱导，并不明示出借人信息等方式，以融资租赁为外衣，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原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汽车租赁合同》无效。

一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而本案中一国公司所从事的经常性放贷业务，已经超出其经营范围。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汽车租赁合同》无效。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的规定也应认定案涉《汽车租赁合同》无效。

三、原告享有所有权的车辆已被被告强行开走，被告应当将案涉车辆返还给原告。

1、案涉车辆自2023年1月起，原告已不占有。

原告提交有案涉车辆被取回短信通知、原告与被告关联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截屏，已足可证明：原告享有所有权的案涉车辆被被告关联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强行开走。

2、上海加日公司是被告的关联公司。

被告工作人员于2023年1月11日向原告发送户名为上海加日公司的收款账户，且相应的微信聊天亦显示被告关联公司一直在沟通协商原告的车辆如何处理的事宜，而被告从未向原告直接沟通过，即：在贷款合同签订前，签订中，签订后，被告从未与原告沟通过，均是上海加日公司与原告进行的沟通，如：合同中载明的经销商便为上海加日公司，可证明贷款事宜又加日公司进行经销；原告与加日公司对外的400官方电话的通话录音，可证明车辆被其开走，及开走后由加日公司与原告对接，显然：上海加日与被告系关联关系。

3、被告负有向原告返还车辆的义务。

呈前所述，被告对案涉车辆仅享有抵押权，而不享有所有权，其无权任意地将原告占有的车辆强行开走。

即使被告享有抵押权，被告也仅仅有权就车辆抵押权的实现可对案涉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可起诉原告胜诉后对原告所有的案涉车辆进行拍卖、变卖，而无权直接开走案涉车辆。

故，被告理应将案涉车辆返还给原告。

四、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占用案涉车辆（2019.1-2011.1）费用103413.1元。

据《融资租赁合同》，租金为1811.1元，因被告将案涉车辆系于2023年1月强行开走，至2023年1月，则该一年的时间内，车辆被被告占有使用，则致原告在此期间的利益受损，故被告当然无需支付所谓的租金，相应的金额应予以抵消。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五、其他观点。

被告庭审时表述，将对原告享有的债权转移给上海加日公司，对此并无相应证据材料可证明，原告也从未收到过被告的债权转让通知，显然，其债权转让的观点不能成立。

以上代理意见，望法庭予以采纳！

代理人：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李振兴律师

【第3篇】委托融资租赁合同

《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与《合同法》、《最高法院融资租赁司法解释》（2014）相比，这是一条全新的条文。那么，法律为何要增加这一条，增加这一条的意义何在，增加的这一条文该如何理解适用，本文对此简评如下。

一、《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立法背景解读

首先，从立法历史来看，本条在之前的法律之中并无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租赁法草案》之中，也没有这一规定。《民法典》之前，租赁物的真实性对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没有影响，只影响合同的定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4）（以下称“旧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根据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不进行评判或否定，只对合同中双方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和处理[1]。

例如，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涉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案件 审判情况通报 (2023年10月-2023年9月) 》之中，其指出：真实的租赁物系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存在前提和构成要件。出租人主张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对租赁物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无法证明租赁物的真实存在，则融资租赁合同因不具有融物属性，而导致双方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后果。

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之中，第五百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等方式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掩盖非法目的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民法典草案》第七百三十六条也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等方式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掩盖非法目的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最终，《民法典》没有采纳这一规定，而是去掉了草案之中的“等”字，以及“掩盖非法目的”这一状语。

但是，尽管《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民法典草案》之中有此种规定，其来源却并不清楚。在王利明教授主编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一书的融资租赁合同章之中，也没有此种规定。反之，在《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之中，曾有人提出[2]，《民法典》总则已经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条件，没有必要在分则之中再次规定，建议删除这一条。亦有观点认为，此条和现行《合同法》第52条第3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判定标准无任何差别。而现行《合同法》第52条第3款却已经在立法时被《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废弃不用了。那么，为什么只有融资租赁合同要适用该即将被废止的合同无效认定标准呢？

尽管看不出立法为何要增加这一条，但对虚构租赁物问题，我国监管机构一直是持反对态度。例如，在《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风险排查工作的通知（商办流通函【2016】43号）》之中，第3条指出要排查“是否存在虚构租赁物、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标的为租赁物、未实际取得租赁物所有权或租赁物合同价值与实际价值明显不符，以融资租赁为名义实际从事资金融通业务甚至变相发放贷款等行为”。《北京市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指引（试行）》（2020）第二十三条也规定：“融资租赁公司应当坚守法律法规底线：（五）不得虚拟出资，不得虚构租赁物。”

二、《民法典》下的合同无效制度与第七百三十七条的协调适用

《民法典》之前，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在《民法典》之下，合同无效制度有了非常大的修改。对此，可以归纳为：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44条）；2.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4.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5.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54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关于《民法典》第737条为何规定此种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一书指出，该条是关于总则第146条通谋虚伪表示规定的具体化[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一书之中，其指出[4]，当事人为了逃脱金融监管，选择以融资租赁形式进行贷款。因此，这是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在《中国民法典新规则要点》一书之中，其亦指出[5]：形式上的融资租赁合同（隐藏行为）掩盖非法融资行为时，融资行为是非法的，则该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当然是无效的。

从上述对法条的释义似乎可以看出，立法者认为此种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因为《民法典》总则第146条规定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

关于通谋虚伪表示，《民法典》第146条规定的是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即是说，《民法典》第146条适用的情形是双方共同进行虚假的意思表示。但，《民法典》第737条并未规定其适用的前提是双方共同进行虚假的意思表示，还是承租人单方进行虚假意思表示。实务之中，有时候未必是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共同进行虚假的意思表示，而是只是承租人单方虚构标的物，出租人本身并未对此与承租人有过通谋。此时，如果依据《民法典》第146条，则不能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但是，依据《民法典》第737条或许此种行为就是无效的。这一以来，其会带来如何协调《民法典》第737条和第146条适用的问题。

而且，《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如果是承租人虚构标的物，出租人对此并不知情的，此时融资租赁合同到底是无效，还是可撤销？

此外，《民法典》第737条只规定了此种合同无效，但并未规定虚构租赁物可以转换为其他有效的法律行为。那么，对于虚构租赁物的行为，法院到底是应该依据《民法典》第146条裁判其可以转换为其他有效的法律行为，还是直接按照《民法典》第737条裁判整个行为无效？

三、结论

综上，从立法背景来看，《民法典》第737条或许是为了支持融资租赁监管机关要求的禁止虚构标的物。但是，首先，在《民法典》总则部分已经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事由情况下，在分则之中再去规定合同无效的特殊事由，似乎必要性不是很充分，反倒是有可能破坏《民法典》合同无效制度体系的完整性。而且，虽然大多的解释认为《民法典》第737条是来源于第146条（通谋虚伪表示），但从字面上看，似乎二者并不完全等同。而且，《民法典》第737条和第148条如何协调适用，也存在问题。本条将来在实务之中如何发展，可能还需要司法实践来进一步明确。

参考文献：

[1]《就民法典分编草案中“融资租赁合同”条款的修改建议》，可见于：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kmluyew

[2]《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317页

[3]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858页。

[4]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572页

[5]杨立新：《中国民法典新规则要点》，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378页

本文作者：

彭先伟，德恒北京办公室合伙人、律师；彭律师2006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擅长国际贸易、 海事海商，并为客户提供了诸多涉及保险、银行金融、国际仲裁，反垄断、外商投资等法律事务的解决方案。彭律师熟练掌握英文，能独立处理在伦敦、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国际仲裁案件。

吴亚男，德恒上海办公室业务合伙人、律师；吴亚男律师执业十年间，处理了大量海商海事、保险、诉讼仲裁等案件，具有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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